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始终把保持有序稳定与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作为重要经验坚持下来，在维护有序稳定中推动改革、激发活力，通过改革发展维护稳定，实现了有序稳定与社会发展活力的良性互动。

 

坚持民主集中制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统一

 

治理好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情况复杂、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保持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让地方因地制宜，主动作为，通过扬长避短，通力合作，最大程度彰显中国制度的优势。

 

新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这是发挥中央积极性的基础，也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正是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绝不允许地方自行其是、各自为政，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保证了“全国一盘棋”，保证了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全民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有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高质量推进四川汶川地震、青海舟曲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顺利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等，办成了一系列大事、办好了一系列喜事、办妥了一系列难事，充分彰显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体制优势。

 

发挥地方积极性不是鼓吹地方主义，而是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让地方有更多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以“下放权力”为基本特征的改革，让地方政府有更多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活力。在经济方面主要体现为，一是赋予地方更多经济社会管理权，鼓励地方创新。二是让地方拥有财政收入的权力。无论是1980年的“分灶吃饭”的财政收入分成体制，还是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都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有密切关系。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与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积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关系，建立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的机制，极大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避免中央过分集权导致地方缺乏活力，又避免地方权力过大造成国家权力碎片化，推动了国民经济既生机勃勃又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提高生产效率与促进公平正义的统一